5月18日，公安部透露，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5月1日新法实施以来，全国前半月查处醉驾数量同比下降35%，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不仅醉驾数量大减，各地酒后驾车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从各个地区来看，5月1日至15日，北京共查处酒后驾驶5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82.2%；浙江共查处酒后驾驶1100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7.2%；山西共查处酒后驾驶2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6.8%；上海共查处酒后驾驶66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5.8%。
由此看来，新刑法执行成效显著。长此以往，国人的生命和健康可以少很多损失。不过应该看到，即便在新刑法大张旗鼓“运动型执法”的第一个半月里，虽然醉驾减少了35%，但仍有65%全国共有2038起醉驾被查处，充分说明当前醉驾依然在严重威胁各地公共安全，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马路杀手，因此，对醉酒驾车的依法打击绝不能放松。
此前，最高法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随后各地法院纷纷接到国家最高法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即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引发媒体争议。人们担心刚刚开始实施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就被“横刀夺法”，权势阶层找到逃避理由，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则不得保障。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强调“情节”云云，那么法律已有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各地法院自有裁量权，用不着最高法院多此一举。醉驾入刑的前提假设，就是它“可能”对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而一旦纵容这种“可能”发生，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因此，这条法律本身，就是为了预防而不是为了事后的惩罚。至于“情节显著轻微”云云，显然只适用于诸如在无人区（而不是无人行走、无车行驶的夜间马路等，因为任何人无法准确判断路上是否真正会空无一人）醉驾，绝对不可能对他人生命财产造成潜成威胁的特殊情境。而如果最高法是想搞司法解释，那么未经全国人大授权，它显然无此权力。
在一项刑法条款的看待上，公安部的执法和最高法的司法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这是不该出现的事情。法律的严肃性就在于它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的执行，任何机构的“横刀夺法”都是对法律和法律精神的违背。
有人说在醉驾入刑的欢呼声中，“司法的审慎显然面临更多压力”。另一位最高法副院长当年的内部会议感慨亦得到媒体披露：“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难办的是‘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何以从宽并获得社会的认可，是刑事审判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极大的曲解和误会。事实上，人们担心醉驾入刑被肢解，担心的是对权势阶层网开一面（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公务员饭碗，受刑事处分的必须开除）；另一方面，人们一直呼吁的对弱势群体的“宽”，在司法实践中却始终没有如期到来，比如在对付城管暴力和非法暴力拆迁等问题上，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就迟迟落不到地面上，即使偶尔出现，也是点滴之雨，难以满足干渴的大地上百姓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