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日前出台16项便民利民措施,其中一条是在驾驶人考试积压多的地方,试行省内跨地市考试,符合考试条件且两个月内预约不上考试的,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选择省级公安交管部门指定的异地考场参加科目二或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由此,异地驾考能否破解“驾考难”备受关注。
近年来,伴随汽车普及而致驾驶证需求剧增,以及考项增多、难度加大、补考学员多,学员候考时间长、积压严重的问题凸显出来,掀起一波接一波的“积压潮”,可谓怨声载道。以广州为例,驾驶培训协会相关统计称这几年驾考学员每年积压数量少则十几二十万,多则达40万。面对破解“驾考难”,允许跨地考试理论上或可分流学员,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异地驾考之招是否灵丹妙药尚待观察。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驾考积压并非一两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可以想象,一个城市都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又何来能力动用本身的公共资源帮助别的城市?同时,如何打破城市间的利益壁垒,以及已在一家驾校交了全部考试费用,而当某个科目要到异地考试的话怎么办等问题尚无清晰的处理办法,加之新措施之下学员并未有自主选择考场的权利,须经申请、审核、调配等繁琐环节给考生带来不便,这些都使得异地驾考政策实施面临诸多考验。如果解决不好,善意的政策在实效上恐怕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画饼充饥。
因而,在着力探索推进异地驾考有效途径的同时,还应思考有没有更现实而见效快的办法。就公众不堪承受的“驾考难”而言,从市场供求理论分析,真正的“病根”显然是考场供不应求。因为公众的自然需求增加本身无法回避,实行驾校招生“出一进一”规定只是压制需求而非治本之策。政府方面所要做的唯有接纳、消化,无条件地满足公众所需,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由此而产生的供需矛盾无法回避。
这就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考场供不应求?此前答案已经反复指向政府大包大揽下的垄断。比如,为缓解驾考积压,广州相关部门扩建了科目二考试设施,使其能力自2012年的日均400人次提高到现在的1250人次,但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就算现有设施一年365天满负荷运转,最多也仅能接纳40万人次左右(驾培机构称现有能力每年只能容纳20万人)。有分析指出至2020年广州潜在报名学车人数约700万人,增速仍会维持在25%,甚至更高,2015年报名学车人数或达70万人以上。可见,政府“独家经营”考场远远不能包揽所有学员。
市场经济之下,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因为考场资源不足而致所能接纳的名额变为“紧俏商品”,驾考由此变成“卖方市场”,学员积压在所难免。要从根本上解决考场资源不足、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可行之道就是引入民间资本打破垄断经营,推进社会化考场建设,通过竞争使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发力而彻底解决驾考积压问题。只要政府放宽或放手,民间资本的活力在诸领域尽显已毋庸置疑。因而,实现考场社会化,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行监管之责而确保驾考质量,可谓一举多得之举。
概而言之,我们在对异地驾考寄予希望的同时,更期望由表及里,不回避问题根源,采用更实际可行的措施冲破“禁区”,彻底破解“驾考难”,纾缓乃至消除民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