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醉驾”，贵在唤起忧患意识
2010-01-29 00:00: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江苏镇江警方治理醉驾出新招：将“醉驾者”的用餐饭店予以曝光。因为酒店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所以要提请客人不到这些酒店用餐消费，大有“恨乌及屋”之势。警方的用意无疑是好的，不过这种“连坐”能不能奏效值得怀疑，说不定“醉驾者”们会偷着乐。即使“连坐”能够起到一定的治标作用，如果不解决“醉驾者”自身的荣辱观，不能强化人们的忧患意识，“醉驾者”依然会“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饮酒濡首”出自儒家经典《周易》，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指喝酒喝昏了头。古人指出，这种现象有失本性常态，其用意也是为了治理“醉驾”。那当然不是特指驾驶汽车，而是指驾驭一般的行事原则。《周易》举出的例子是对待俘虏的政策：“有孚（俘）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作“题”，额部，这里代指头部）。”那意思是说，胜利者有所俘获之后，设宴庆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喝昏了头，就会失去控制，乱砍俘虏的头。如同现在的醉驾，闹市飙车就等于草菅人命。《周易》用算卦的方法向人们提出这样的警戒当然可笑，但是利用人们对凶兆的恐惧体现一种忧患意识，至今应当具有积极意义。假如准醉驾者能意识到醉驾就是“罪驾”，那他就不会“不知节也”。

   醉驾之态，与文人墨客的放浪形骸不同，多有成功者的标签。享用香车（不是自行车）美酒者，绝非等闲之辈，不是有权就是有钱。成功者不会因愁而酒，虽然不会总是喜形于色，不会总是置身于饭局，但肯定因“工作需要”者为多，总会有所俘获或者“被俘获”。更为重要的是，有权有势或者与权势沾点边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玩得起，自信醉驾不会出事，即使出事也能摆平。广州黄埔区石化路酒后凌晨驾车撞死电动车司机的交警大队民警范某，就能受到执法者的呵护，7个小时后才对他做酒精测试，只披露其姓范，什么名字也要为尊者讳；广州番禺榄核镇纪委书记梁某晚上因醉酒驾车被交警逮个正着，应被拘留15天，而当晚就被放回了家。因为他们的身份总与权力“配套”，对于醉驾的凶兆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况且事后足以为自己醉驾“周旋”，涉及到事故赔偿时，所在的单位也是可以兜底承付的。

   忧患意识的丧失不仅“超越”吉凶，还导致了他们荣辱观的颠倒。广州番禺区榄核镇纪委梁书记醉驾被查，竟称自己喝酒驾车是“无辜”的，是“工作需要”，因为其“喝酒就是工作”。当交警强调不论什么身份都必须接受酒精测试时，这位“纪委书记”马上变脸，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求助”，好像自己作为凯旋的功臣遭受了不平等待遇。其实，很多酒后驾车者都和梁书记一样能摆出一大堆理由，如有重要应酬，面子上放不下，不喝酒生意可能要泡汤等等。问题在于，即使喝酒是工作需要，也不能不受法纪约束。这种附着于“权力醉驾”或“权力飙车”的“醉驾无辜论”和“醉驾工作需要论”，其实就是平时荣辱观的颠倒的表现。“是曰既醉，不知其秩”，那就不再仅仅是“饮酒濡首”的问题了。

   醉驾者并非不知道醉驾的危险，由于忧患意识的薄弱，因为要“破例”就被打开了思想防线。且不说老婆有交待，正常的宴请交往也不存在强劝的压力。问题在于互有所求的时候，“以通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即使是场面上的人物也不能免俗。此时往往还振振有词：宁愿伤身体，不愿伤感情。为了表示彼此对聚会特殊性的重视，只好破例举杯。一旦开禁，就经不住步步进逼，层层加码。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酒满饭停，不行也行；饭馆酒醉，不对也对。工作大事尚且如此，何况醉驾小节。与其说这是“饮酒濡首”，不如说是价值观的“被俘获”。于是我们可以通过醉驾这种现象，看到吃喝半径的扩大，监督的松散，足以引起我们的忧患。

   由此可见，提供代驾服务，实行连坐也算是仁至义尽，但是要从根上治理“醉驾”必须从唤起忧患意识做起。忧患意识当然要建立在严查酒后驾驶，减少交警的自由裁量权，法院重典严惩的基础之上，打掉醉驾者的“自信”，使得准醉驾者“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而忧患意识本身并非故作姿态，杞人忧天，而是“两个务必”在新形势下的落地。值得一提的是，“饮酒濡首”出自《周易》中既济之后的未济卦中，意在告诫人们在取得某种成功之后要检点不成功的地方，放弃其“不济中有济”的侥幸，看到“济中有不济”之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形势好转了，地位提高了，经济指标提升了，不要忘乎所以。要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使得“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不仅节制醉驾，而且在任何涉及公共利益的地方都不会“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无论“饭局”是工作需要，高薪是工作需要、出国是工作需要，都应当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体现出对人民利益的充分尊重，否则一些官员不仅要被反复打板子，而且贻害无穷。